2020年4月17日印度政府發(fā)了一個法令，在毫無預警的前提下，更新了外國直接投資的政策，把原先的自動審批直接轉變?yōu)檎畬徟?，文件截圖如下：

根據新的規(guī)則，只要有陸地接壤的國家的實體和公民，甚至該投資實際受益人來自上述國家，都必須通過政府審批，轉移印度當前實體或未來投資實體所有權的，不論是直接還是間接，實際受益的所有人如果來自于上述國家，交易也必須政府審批

雖然印度政府所說的“陸地接壤的國家”并不特指中國，但是看看印度周邊國家：巴基斯坦，中國，尼泊爾，不丹，孟加拉和緬甸，只有中國有能力對印度進行投資。

這個事件的導火索是中國央行增持了印度金融巨頭HDFC的股份到1.01%，央行屬于主權基金，其實沙特和新加坡的主權基金也持有HDFC的股份，但是印度對華顯然是抱有極大的警戒心。

但是這個法令來的太過于突然，打擊面過廣，已經引發(fā)了很多抱怨，一方面已經有很多公司已經投資到印度，例如阿里巴巴和騰訊投資了印度支付平臺Paytm和叫車平臺Ola，印度30家獨角獸企業(yè)，有18家獲得中國科技公司或者風投基金的融資。

另外，由于中國資本較為復雜，很多資本本身雖然是外國的，但是由于里面本身有中國資本，一下子弄得這些資本也不可投，Khaitan & Co的合伙人卡西克?馬赫什瓦里說：“它們都籌集了大量亞洲資本池，但由于對什么構成受益所有權沒有任何解釋，即使中國的資金僅占1%，也可能導致在印度的投資需要獲得事先批準”

風險投資公司Orios Venture Partners的管理合伙人雷汗?亞爾汗說：“按照目前的規(guī)定，整個資本池現(xiàn)在都被污染了……以目前規(guī)定，這是完全不可持續(xù)的?！?/span>

印度這一個政策什么時候會被取消尚不能確定，但是就目前來看，對印投資的風險越來越大，外加上整個印度彌漫的民粹主義，對印投資風險已經不容小視。

中國正處于一個微妙的時期：一方面本身也接受大量的國外投資，另外一方面也對其他國家輸出剩余資本，像阿里對于印度的支付平臺的投資，是因為阿里本身對于支付平臺的理解程度很高，同時印度類似Paytm在接受中國資本輸入的同時，也能通過阿里獲取關于支付平臺的經驗和教訓，這個本身是雙方受益的。

阿里本身的股份構成也比較復雜，以孫正義的軟銀集團持有25.2%的阿里巴巴集團股票，價值1400億美元以上，是阿里第一大股東，這是孫正義這輩子最好的一筆投資，沒有之一，同樣的米拉德控股集團公司也是騰訊的第一大股東，阿里和騰訊是中國互聯(lián)網最大的兩個巨頭，其最大股東也是外國資本，但是對于推進中國互聯(lián)網建設有卓越貢獻，中國也沒有限制外國資本投資這類公司。

資本之間本身關聯(lián)性就很復雜，有的自身雖然接受其他資本的投資，但是本身也投資其他資本，甚至資本和資本之間也構成互投的情況，單方面去限制中國資本，是非常不智的舉動，將會大大限制印度獲取資本的能力。

從某種程度上說，印度對于資本的理解可能還處于幼稚階段。

政治風險

由于中國對外投資的風險考慮，傳統(tǒng)上是在商業(yè)領域考慮較多，在政治方面考慮較少，但是隨著中國資本對外輸出，政治問題可能越來越需要得到重視。

政治風險一般有五種

第一種是戰(zhàn)亂風險，戰(zhàn)亂風險發(fā)生頻率低，但是一旦發(fā)生就是致命的，不但威脅到資本本身，甚至威脅到投資者的生命安全。

第二種是政治體制變動風險，不管是黨派的政治博弈，還是利益集團對于政治施加的影響力，還是其他外國大國對接受投資國的政治體制產生的影響都非常深遠，一旦政治體制變動，新政權執(zhí)政理念改變，會導致原先所訂立的合約與條款面臨違約危險。

第三種財產剝奪風險，接受國通過沒收征收的方式把外國投資者的債券和股份收為國有。

第四種是限制性風險，接受國對外國企業(yè)經營活動設置障礙，這種障礙可能是價格限制，也可能是勞工限制，非常靈活和隱蔽。

第五種是第三國干預風險，即在不變動政權的前提下，第三國出于打壓投資國的考慮，對資本接受國進行干預，迫使資本接受國違背自己的意志對資本進行限制或者驅逐。

這五種風險可以說中國資本全部遇到。

其中戰(zhàn)亂風險和政治體制變動風險往往出現(xiàn)在非洲或者拉美國家，限制性風險和第三國干預風險在發(fā)達國家和發(fā)展中國家都有，其背后往往是美國的干預性行為，也有其他國家利用NGO之類的組織進行干預。

對印投資的問題

中印兩國本身在產業(yè)上有一定的互補，中國是制造業(yè)大國，印度在軟件，金融和醫(yī)療方面也有一定的競爭力，中國制造業(yè)對于印度有相當強的優(yōu)勢，最近幾年中國人力成本大幅度上升，不少投資者把低端制造業(yè)從中國移到其他地區(qū)，例如東南亞和南亞，孟加拉國就接受了紡織業(yè)的投資，去年GDP增長率高達8.15%，遠超過其他國家。

同時中國在互聯(lián)網上的優(yōu)勢明顯，尤其是在互聯(lián)網基礎建設領域，印度這些年電信基礎設施以及移動互聯(lián)網的飛速進步，中國資本是出了力的。

但是印度對華有相當大的警惕性，印度本國內有一個所謂的“安全敏感國家名單”，名單里面有中國，巴基斯坦，斯里蘭卡，孟加拉，伊朗，阿富汗和中國，主要是授權印度政府對這些國家的企業(yè)在印度電信，國防，航空，港口等所謂敏感性領域的安全篩查和監(jiān)控，這也是后來華為和中興盡管在印度已經呆了多年，但是業(yè)務進展不大的原因。

甚至有些無所謂的行業(yè)，比如說紡織，由于印度紡織業(yè)比中國有很大差距，但印度政府為了促進本國紡織業(yè)的發(fā)展，限制中國紡織業(yè)在其國家的發(fā)展，并將中國視為阻礙其紡織業(yè)發(fā)展的主要障礙，結果逼的投資者被迫去孟加拉，反而促成了孟加拉國紡織業(yè)的大發(fā)展，算是一種諷刺。

印度本國內的腐敗問題非常嚴重，印度式腐敗與中國式腐敗不同，印度的腐敗從上到下，從官員到基層，無所不腐，印度文化對于腐敗也有較大的包容性，所謂的“適度偷點論”就是印度特色，只要辦事就必須要給跑腿費，官員可以明目張膽的索要，腐敗完了以后在恒河洗個澡，可以洗刷掉所有罪惡，印度官員一邊腐敗一邊跑到恒河洗澡這種事情實屬平常。

至于政黨分肥，政黨紛爭導致的問題，那更是家常便飯，比如說莫迪眼見中國高鐵一路高歌猛進，眼饞，也要搞高鐵，日本見狀給了極其豐厚的待遇：貸款期限50年，貸款利率0.1%，基本上是白給。

截止到2019年，印度為了建設高鐵征地，除了國有土地外，私人土地征收基本沒什么動靜，原定于2023年通車的印度高鐵，時間過了一半，印度土地產權大多數屬于大地主，耕作屬于佃農，地主得到補償當然無所謂，佃農那基本上沒活路，搞的印度高鐵沿線全是抗議。

最倒霉的還是馬哈拉施特拉邦的政權更迭，莫迪屬于印度人民黨，而馬哈拉施特拉邦首席部長在大選后換人，變成了國大黨的烏德哈夫·薩克雷，烏德哈夫·薩克雷一上臺就宣布要重新審核孟買-艾哈邁達巴德高鐵項目，同時叫停了地鐵三號線的車棚項目，其目的很明顯：就是想把在中央執(zhí)政的印度人民黨拉下臺。

去年我看日本經濟新聞的時候，日本都表示對于印度已經非常不耐煩了。

另外被人詬病已久的印度僵化的勞工法，賦稅制度等等更不要說了，印度在還沒有搭建起基本的現(xiàn)代國家制造業(yè)的前提下，工會勢力倒是非常強大，博世、Uber 及 Ola都遭遇過類似的風險，至于賦稅問題，早幾年莫迪改革了印度稅制，用商品服務稅來替代過去一大堆的稅，在當年引發(fā)巨大的轟動，很多中文媒體紛紛高呼印度未來的崛起。但是到現(xiàn)在為止，實施情況不樂觀，稅制設計過于復雜，推進緩慢，而且很多地方設計的不合理。

即便是美國公司也在印度吃過癟，當年安然公司投資印度大博電廠就是典型的，安然公司是大博電廠項目的最大股東占比 65%，以其為核心，投資近 30 億 美元，在孟買城以南 100 公里以外的修建。馬哈拉斯特拉邦電力局就是整個電力的購買者，當時的印度政府成為這個合同的擔保人

本來政府承諾兜底，安然公司應該是安心投資才對，但是就在投資的當時，世界銀行進行研究后認為，項目投資太大，且馬哈拉斯特拉邦電力局根本沒有這樣的經濟購買能力，印度政府即便是承諾了，也不會最后兜底。

而當時馬哈拉斯特拉邦的執(zhí)政黨是國大黨，結果國大黨敗選，反對黨上臺，反對黨上臺后不但取消了大博電廠，他們還指責安然公司行賄，國大黨受賄。

后來雖然美國施壓，印度不得不做一部分退讓，但是印度要求重簽合同，重簽后的合同基本不可持續(xù)，導致最后印度政府不得不違約，大博電廠最后失敗。

一方面經濟本身有問題，一方面由于黨爭，兩方面夾擊，導致即便是美國政府親自出面都無法挽回，巧合的是，大博電廠出事的時候，是在馬哈拉斯特拉邦，而這次印度高鐵的問題爆發(fā)，又是在馬哈拉斯特拉邦，當年是因為國大黨敗選，反對黨上臺，這次是因為印度人民黨敗選，國大黨上臺，豈不是命運的巧合？

如果說大博電廠的事件過于遙遠，那么沃爾瑪和亞馬遜對于印度電商的投資同樣如此，沃爾瑪一直對印度的零售業(yè)有極高的興趣，在2012年，2013年不停的對印度游說，按道理說印度缺乏物流基礎設施，沃爾瑪在物流問題上有豐富的經驗，且資金雄厚，本身一拍即合，在中國類似于沃爾瑪之類的在華超市投資，不但沒有限制，反而在房租等種種方面還有優(yōu)惠。

但是印度死活不肯同意，沃爾瑪無奈只能曲線救國，花了160億買下了印度電商Flipkart，通過子公司來進行銷售，結果2019年2月1日，印度政府一紙命令，要求亞馬遜和Flipkart等外資電商服務公司不能通過子公司的名義銷售商品，甚至一度引發(fā)了美印之間的政治糾紛。

印度政府之所以搞出這個政策，其主要原因是莫迪政策一而再二三的受阻后，為了拉選票，不得不搞的經濟民族主義，提出了控制限制海外金融公司（如維薩卡、萬事達卡）和科技公司（如Facebook、谷歌）的政策，由于印度數以百萬的實體店主和小商人在政治競選和投票方面擁有巨大的話語權，在莫迪政策通過后，印度本土商家振臂歡呼。

至于類似于韓國浦項鋼鐵在印度投資失敗之類的問題，太多，已經不想去詳細描述了。

即便是美國這種和印度毫無政治爭端，某方面還有政治共同利益的國家，在對印投資上也是磕磕碰碰不斷，更不要說中國了，也提醒中國資本不要看著印度人口多就一頭扎下去，對于印度這種神奇的國家，在各方看好的情況下，在地緣政治較為占優(yōu)勢的前提下，到現(xiàn)在還是發(fā)展不起來，是有它自身的原因的。